为附深义强拔高

——关于《木兰诗》主题的质疑　　

　　湖南冷水滩市二中 何国跻　　

　　《木兰诗》，这颗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教师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参考书》（本文简称《教参》）把木兰的形象笼上爱国主义的熠熠光环。然而，我在对诗的文句与形象作了一番认真分析之后，却无法“归纳”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参》语）的主题。我认为其中突出反映的是人民的反战情绪与对和平劳动生活的向往。

　　人教社语文一室语文二室分编的《教参》对《木兰诗》的分析概括基本点是一致的。我们就原诗作些客观分析，就会发现《教参》概括的主观拔高与某些分析的逻辑错误。

　　《木兰诗》在开头就有“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的句子，突出了木兰这位和平劳动少女的“忧虑”形象。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少女所忧除了“闺阁之怨”还有多少别的什么呢？《折扬柳枝歌》中有“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这里的“所思”“所忆”即指“闺怨”之思，而“木兰诗”中第二自然段在连问“思”“忆”之后，却是“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木兰本已到了该有所“思”“忆”的年龄，却因为战争被剥夺了一般少女“闺怨”之思的“权利”。她焦虑的是年迈的父亲面对“可汗大点兵”而又家无长丁的困境，在“卷卷有爷名”的万般无奈的境况下，才想出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教参》说：“第二层（第二段）以父女对话的形式交代木兰代父从军的缘由。木兰关心国事、家事，终于想出‘替爷征’一策。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说明她深明大义，胸怀宽广。”（本文所引《教参》语均以人教社语文二室编《教参》为据）勿庸置疑，“代父从军”“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然而，说明她“深明大义、胸环宽广”却缺乏客观依据。我们不能不问“出战”的性质，概而评“参战”为“爱国之大义”。况且，从文中“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中表程度的副词“大”、表多数的数词“十二”及量词的重叠“卷卷”来看、其面对军令的不可违抗与无奈之心昭然。从这里，丝毫也不能看出木兰应征的“主动热情”。我们从中体会到的倒是“可汗”“点兵”的横暴。其所造成骨肉的分离，无穷的忧念的后果在第三层中得到了动人心魄的表现。“不闻……但闻……”的连用固然是“表达木兰对亲人的深切思念”，而其中对比渲染成的遥远的荒原边关孤独寂寞之感，恐怕使每位认真的读者都能留下更深的感受。

　　诗的第二部分写木兰战地生活的“苦寒”和“艰辛”，概括地表现了“战斗的频繁的战争时间的长久”（《教参》语）。显然，这一段寄寓了诗作者对战事的不满。

　　诗的第三部分写木兰辞赏回乡，亲人团聚。《教参》说，木兰辞官这一举动非同寻常，表明她勇敢作战出于保家卫国的意愿，因而不贪功图赏、而且鄙弃功名利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分析在逻辑上是选言判断远用的失误。木兰“辞官谢赏”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如热爱农家劳动生活，厌恶官场应酬，不满当朝统治，担心暴露“女儿身分”（即犯“欺君之罪”）等等，《教参》凭何据可以肯定木兰“辞官”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愿望呢”？我们倒可以反问，如果木兰真正能“国事”当头、服从“大局”，又有如此文武韬略，为什么不慨然受职，辅弼天子“保家卫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以更“表明”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呢？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去求全古人，那我们怎么能用当代的闪光的“主义”来拔高古代作品的思想性呢？

　　综合诗的主体部分，给予客观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表：

　　勿需赘言，从诗歌内容安排的详略与表达的情感可以看出，诗作者的反战情绪与对和平劳动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木兰诗》作为一首广泛流传的民歌，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的心声。我们对一般文人作品的分析大都要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何况是最能表现民心向背的“民风”呢？

　　《木兰诗》的产生时代，目前一般已认定它是南北朝时北魏时的作品。北中国从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北汉开始，至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共经历135年。在此期间，曾有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政权。这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战乱时间最长，社会最混乱的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各种矛盾复杂尖锐，使得这些战争具有异乎寻常的残酷性。作为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企喻歌》），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这里也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木兰诗”，也正是这种战争频繁的时代环境的产物（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2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姜书阁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纲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说，《木兰诗》的“主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反映人民对于战争的厌憎和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决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什么女英雄的赞歌。”姜先生还分析说，“我们也并不否认木兰的优美品德与可敬可爱的英雄形象，但她的英雄气概表现在她的坚决、勇敢、打破女子必须关在闺阁里的传统习惯与封建礼教的行为，而不是表现在从军打仗上”，诗里除“万里赴戎机”等文人加进去的六句外，“没有一句是描写木兰作战和战场情况的”。诗中却用很多的笔墨叙写她回到故乡时，爷娘弟姊等欢迎她归来的快乐，更重叠地刻画她自己对于恢愎过去和平生活的喜悦”。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刘大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精辟指出，《木兰诗》“反映出人民要求和平劳动 生活的强烈愿望。它表面是喜剧性的，但在反面仍然隐藏着悲剧的现实。从这首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那个时代里，广大人民苦于抽丁的压迫和连年不断的战争的苦痛生活”。

　　综上所述，《教参》对《木兰诗》概括的“爱国主义”主题实为牵强附会。我认为，这种对古代名篇意义的主观拔高，其不良影晌不仅仅是一篇作品的意义分析的偏颇，更是关系到我们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对待古代文代遗产给学生以身作则的正确影响，也关系到不再用偏狭的思维框定学生心灵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