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的《猫》，又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了，调换了冯骥才的《珍珠鸟》（据说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收了它去）。这篇文章在上个世纪后二三十年，一直选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对这篇文章，我想说下面一番话。

《猫》写于1925年，作者时在上海。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也是研究中国俗文学史的专家。古文功底深厚，又受到西方文学熏陶，是一个著名的学者。《猫》是一篇散文，表现现代进步思想，通过讲述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冤枉了一只猫的小故事，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自责心情。

文章写在1925年，当时的现代文学家们的现代汉语的使用还是不很规范的，包括鲁迅的作品在内，都有一些从古代汉语、从西方翻译语言上来看，讲得通，但不符合后来出现的规范的现代汉语要求的地方。这篇文章也是如此。现在把它们列举如下：

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这里的“却”，不表转折，而是表示并列，西方语言中的这个词，包含的关系很多，作者在这里使用这个连词时，错用了古代汉语的“却”。应该使用“还”。）

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过去捉。（“飞过时”中的“时”，多余。在西方语言中，这种重复是正常的。但在汉语中，前面有了“有时”，就已经表示是处在“有时”后面的动作发生的时候，就不再用“时”了。改为“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它也会扑过去捉。”）

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个好几次。（“查问好几次”，加了“个”，强调的是这个“查问”的动作。这是受古代白话文的影响，现在的口语中也在使用。作为后来规范了的现代汉语，就只说“查问好几次”。）

每次总要寻找好一会儿，方才寻到。（“方才”，刚才。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才”而不是“刚才”。作者将古代汉语的“每次总要寻找好一会儿，方寻到”“每次总要寻找好一会儿，才寻到”都能讲得通的“方”“才”二字连用，想用“方才”表示“才”。跟后来规范的现代汉语比起来，显得有些生硬。）

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在”字在古代汉语中，表示某种现象的“存在”，表示某种现象“正存在着”。这里“它在爬树”表示的正是某种现象正存在着。但作为句子的宾语，作为主语“我”谓语“看”的宾语，只需要写出猫爬树就行。改为“是看它爬树”。）

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是”字多余；或者在“花白”后面加“的”，表示强调。不加“的”，只说“毛色是花白”，也表强调，但不符合后来规范的现代汉语的用法。）

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至少”说得绝对，后来的现代汉语说“可能”、说“恐怕”（表揣测）并去掉“也”。）

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具着”，即“具有”。）

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像这样的过了几个月，如果保留古代汉语“如此”，就不必加“的”，为“如此过了几个月”。）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果然一只鸟是死了”，“是”字多余，如果表示确实存在，改为“果然有一只鸟死了”。“挣扎”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出现较晚，但都表示双方活动中的某一方的动作，而不表示“他与他”共同都在“挣扎”。现代汉语中继续使用古代汉语的意思。）

于是立刻便去找它。（“立刻”表时间，“便”也表时间上的“立刻，就”，改为“于是立刻去找它”或“于是便去找它”。）

张婶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不能有”即“没有”。）

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地对它表白我的误解呢？（这也是西方语言的习惯造成的。前两个分句“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构不成转折关系，“它不能说话”与“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一点也不矛盾。作者使用西方语言的二、三分句构成一个小层次，再来与第一个分句形成关系，即“我想对它表达我的误解，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该怎样补救我的过失呢”这样的关系。）

中国古代治学有个规矩，后来的人对前人的著作，不能直接修改，必须保持原样，对有疑惑的地方，只能加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学问的习惯。但那是做学问，如果选入教材，就应该适当作一些“改动”，因为这是在教育下一代，教他们学习规范的现代汉语。郑振铎先生的文章，如果没有达到鲁迅文章那样的“经典”程度（对鲁迅的“经典”文章，作者用错了的字和标点都不能改动，只能加注，在教材中也是这样），不妨将这些地方改一改。

我读《猫》，总觉得不大舒服。郑振铎先生对那只被冤屈了的猫表示了极度的愧疚与自责，可是对同样因“猫事件”受到责备的张婶，却没有一点歉意。这是怎样的社会呀？我知道，在20世纪前半叶，西方进步思想进入中国后，作家们严格解剖自己，写自己身边的小事，表达进步的理念，对一只受到人类不公正对待的“猫”，都能表达自己的愧疚。但为什么会忽略了张婶这个“人”呢？文章是散文，不是小说，文章中出现了作者、母亲、妻子、二妹、三妹、张婶、李嫂等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写实，没有小说需要的文学刻画。张婶在郑家的地位非常低下，就像第三只猫一样不受喜欢。张婶对第二只猫“向来不大喜欢”，我猜测是这样的：张婶觉得郑家一家人这样对待一只猫，比对人还好，要不得，所以张婶“不大喜欢”。但张婶对大家都不大喜欢的“并不好看，又很瘦”的第三只猫，却表现了深厚的同情——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我猜测：这是张婶在这第三只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是一个不受郑家喜欢的人（猫）。当发生“死鸟事件”后，郑振铎先生的妻子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婶要小心了。张婶！你为什么不小心？”张婶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郑振铎先生为了给妻子消气，便立刻去找那只猫。当找到那第三只猫的时候，郑先生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猫悲楚地叫了一声逃到屋顶上去了。郑振铎先生心里却还很愤愤，以为惩戒得还不够。这一切，张婶也都看在眼里了，张婶也都——不能有什么话说！后来，事情有了真相。第三只猫被冤枉了，先生后悔了，郁郁不乐的，后来，郑家就再也没有养过猫了。而张婶，依旧是张婶，依旧是郑家地位低下的下人，依旧时时或事事受着先生太太的责备……

这样的文章，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理解，因为富人家里的宠物和富人家里的下人不是同一个档次上的东西。猫是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有灵性。下人是出钱雇来干活的劳动工具，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的劳动价值。不能与这样的劳动工具有感情上的沟通和价值观上的对等。

但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全世界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文章放进初中语文教材，这跟今天的世界相吻合么，跟今天的中国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相吻合么？

想到这些，于是，我说了上面这番话。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